汶川海地 一月成都

曾於2010年2月26日刊登於信報副刊 - 香港家庭醫學學院陳選豪醫生

一月初，收到家庭醫學院林永和醫生和社區精神醫學會李福基醫生的電郵，不約而同地告知國家衛生部和英國國際發展部，於成都舉辦四川災後心理援助服務專家研討會。 而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麥基恩教授亦獲邀赴會。 或許社區家庭醫生也可以有點貢獻，盡一分力，便和麥教授聯絡上，一月十四日起赴四川成都。

五一二汶川地震，撫動了全球人類的惻隱之心，無數動人心霏的故事，教人在大自然無情的巨大破壞力面前，重新點燃希望。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當日的「我是汶川人」餘響猶在。

起行前的一月十三日，傳來中美州海地發生大地震，初步估計數千人死亡。 航機上，討論著以此地震級別估計，恐怕傷亡人數以百倍計，並對海地救援工作，作出種種推測。（海地官方近日更正，死亡人數達二十七萬）

成都和中國其他城市一樣，較之二十年前我以背包旅遊時發生了天大的變化。 會前麥教授專訪四川大學華西醫學院（有四千多病床）心理衛生中心之李濤教授與孫學禮教授。新知舊友，對國家未來心理健康服務發展，互相交流意見。

出席大會的有國內外學者和專家，醫療人員、教師、心理治療師、各級部委、聯合國專家顧問、武警救援和志願工作組織等。 大會提供了一個平台，讓各方面將各自的實際經驗和研究分享探討。 筆者多年來參加各種科研醫學會議不下數百，覺得以分享前線實際工作的為最有啟發。 實際工作的困難、解決方法背後的政府政策、統籌、如何落實的細節及扎實的臨床報告，都教曾面對同一問題的工作者 (或誠心處事，切身處地想象將會面對類似問題的人士）虛心聆聽，不胡亂批評，指手劃腳，妄下斷語。

研究的主題包括：地震後心理衛生服務的早期響應和探討、地震後應急相關障礙的特徵和干預、災民心理健康現狀、心理康復力研究、創傷後應急障礙(PTSD)的診斷、學生心理衛生服務資源的整合應用、和中國文化的災後心理康復的積極因素。

會中，四川大學孫學禮教授描述災後精神衛生服務三級模式的建立設想，負有投石問路，落實大綱的重要啟發。 志 織在內地並未「制度化」，然而大家都知道災後民間組織，志願工作﹝自發或固有﹞往往比官方更快，更具針對性。 會議中，香港突破機構高金英女士詳述災後社區精神衛生服務的實踐。 原來突破機構在災區數個主要縣市都有長期的社區工作，默默耕耘。 而香港李家傑珍惜生命基金也多次出現在會場的匯報之中，為災區工作人員所熟知。 港大麥基恩教授描述「創傷後情緒應激」﹝PTED﹞和「創傷後應急障礙」的異同。若處理不好，往往形成病者和家人怨天尤人，無法回到積極健康的心理狀態。 創傷後情緒應急處理，得到前線工作者極大迴響。

武警李金亮醫師報告了抗震救援武警兵心理應急的研究。李醫師當日身肩數十斤大米翻山涉水的徒步救災。道來平淡冷靜，當日軍民一心，真是社稷之福。

成都大學盧勤老師提出本土文化在災後心理康復中的作用。 四川雖是天府之國，但四川人也經歷無數的人禍天災。 漢唐時戰禍頻繁，四川盆地也處於地震帶上，常有地震。人民和大自然共存共榮以數萬年計﹝三星堆和金沙文化﹞，自古有敬畏天地，順應無常的生命特性。 四川人民獨特的生命態度，在災後重建中起了積極作用，中國研究人員匯報災難心理病患數字，遠比各地平均的數為低，引起學術關注。

四川大學楊彥春教授，以當前中國缺乏心理治療人員，提出「赤腳心理師」的文化現像。 在整個心理康復的層面，以現時資源和時間的限制，不可能一步到位。 如何發展基層社區的心理醫療服務，本地化的培訓和應用該是合理的方法。 家庭醫生的特性恰好符合楊教授所描述的「立足基層，以本地文化為根基」的心理醫療服務功能。 當然，現代家庭醫學和其他學科各領千秋，比當年的赤腳醫生自然強多了。 家庭醫生在英美澳加等國更是醫療架構的主力。 中國的家庭醫學仍有待發展，如何得司其職，路遙漫長。

世界各地各式災難無日無之，紐約有九一一事件，本港二十年前有蘭桂芳慘劇，年前有嘉利大廈大火，近日馬頭圍道塌樓，一瞬間整棟樓宇飛灰煙滅。 災難規模或有不同，但對社區人民震撼則一，受災市民、家人、拯救人員都承受相類似的災後影響。

中國人民的素質在災難面前，確實令人佩服，如何在老百姓遭逢巨變時，政府運籌帷幄，緩急有序的組織資源，調配人手，完善制度，讓災難破壞減至最少，災後人民得以健康重生。積善，善莫大焉。

後記：

海地地震後，中國救援隊是第一隊抵達災場的外國救援隊伍。 連日來，四川電視台日以繼夜的傳達海地災情，對四川人民，地震救援人員自有感同身受的重溫。 歸途上，在成都機場巧遇吳水麗先生的教會義工團及香港紅十字會潘德鄰醫生的骨科小組。 這個週日成都班次，竟有不同的香港義工默默往返，加上一月十五日千年一遇的日環蝕現像，教人知道維港外望，一月成都，汶川海地，原來有着無形的關連。